小说都会关注“我”——“我”是什么？该用什么来捕捉这个“我”？波伽丘为代表的早期小说的信念：通过行动走出人人相似的日常生活，得到区分，成为个体；但丁：“在一切行动里，行动者的第一个意图都是要展露自己的形象。”狄德罗在《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》中提出怀疑，雅克永远无法在自己的行为中认出自己，在行为和他之间有着一道裂痕——人想要通过行动展露自己的形象，可这形象却不像他：行动的悖论式性格。十八世纪中期，理查德用书信构成的小说形式，把小说推上探索人类内在生活的道路，后继者：歌德、拉克洛、贡斯当、司汤达，最高点：普鲁斯特（“失去的时光”）、乔伊斯（“现在的时刻”）。“每个时刻都代表着一个小小的宇宙，却在下一刻被遗忘，无法挽回。但是，乔伊斯巨大的显微镜却懂得停留，懂得捕捉这短暂的片刻并让我们看到。”然而乔伊斯也面对悖论：显微镜越大，“我”的独特性便愈发从此脱逃：乔伊斯巨大的透镜将灵魂解析为原子，在这样的透镜底下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
——“我”及其独特性格在人的内在生活里无法捕捉，对“我”的探索将永远以悖论式的缺憾告终。卡夫卡开启了新的方向：后普鲁斯特的方向。界定K为独特生命的，不是K的外表、生平、名字、回忆、习性、情结，也非行为（他自由活动的范围很小）、内在思想（他的内在思想都转化为了对现在处境的思考，小说也没有显示任何让他脱出这个处境的办法）。普鲁斯特：内在宇宙是一种无限，不停带来惊奇；卡夫卡不问决定行为的人的内在动机，而是：“在一个外部的限定条件已经具有如此压倒性的地位，而内在动机不再有任何重量的世界里，人的可能性还能是什么？”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：“小说不是作者的告白，而是在这已然成为陷阱的世界里探索人类的生活。”
陷阱：从未经选择便降生于世起，我们愈发为外界事物、为那些无人可以逃脱却又让人彼此越来越相像的处境所决定。置身于“心理小说”之外，并不意味着剥除小说人物的内心生活。（昆德拉的）小说首先要追求的，是其他的谜，是其他的问题。贡布罗维奇：“我”的重量取决于地球上的人口数量：十亿分之一、二十一分之一……“一个‘我’的重量，一个‘我’的内在生活所占的重量，就变得越来越轻了。而在这奔向轻盈的路途上，我们已然摆脱了一个宿命的限制。”
置身于所谓心理小说之外的，是什么？——捕捉“我”的非心理方法是什么？对昆德拉：捕捉到“我”的存在问题意识本质，捕捉到“我”的存在编码。（如特蕾莎的存在编码、关键词：身体、灵魂、眩晕、软弱、田园牧歌、天堂。）编码并没有被抽象地研究，而是渐渐在行动之中、在处境之中被显露出来。比起呈现雅罗米尔脑袋里的变化，毋宁说是作者自己脑袋里的变化：“我观察我的雅罗米尔许久，我试着一步步接近他的态度的核心，好理解这个态度，为它命名，捕捉它。”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：特蕾莎感到“眩晕”：“眩晕是理解特蕾莎的关键之一，这不是用来理解您或理解我的关键。然而，不论是您或是我，我们至少都知道这种眩晕对我们来说是可能的。这是存在的某种可能性。我得创造出特蕾莎这样一个‘实验性的自我’，才能让人理解这种存在的可能性，理解眩晕”
不止于此，整体而言，小说不过是一个长长的质问。思考式的质问（质问式的思考）是昆德拉构筑所有小说的基础。
心理写实主义：（一）必须尽可能提供关于任务的信息：外表、说话、行为举止；（二）必须让人知道人物的过去，因为他现在所有行为的动机都在那里；（三）人物应该拥有完全的独立，作者和作者自己的看法应该消失无踪，不要干扰读者。反对者：穆齐尔、布洛赫、贡布罗维奇。小说人物不是对活生生的生命体进行模拟。小说人物是一个想象的生命。一个实验性的自我。让一个小说人物变得“生动”，意味着：对他的存在问题追问到底。这意味着：对于塑造这个人物的某些处境、某些动机，甚至某些字词追问到底，仅此而已。
对于小说中政治事件频繁出现的解释，与首要探索存在之谜的信念的调和。存在的特质：在世界中的存在（海德格尔），人与世界并非主体与客体、眼睛与画作的关系；甚至也非演员与舞台布景的关系。世界是人的一部分，世界是人的维度。世界一点一点地变化，存在（在世界中的存在）也随之改变。区分两方面：（一）检视人类存在的历史维度的小说；（二）阐明某个历史处境的小说体的史书、将非小说性的认识转化为小说语言的通俗化小说。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就是说出那些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事。
昆德拉四项处理历史的原则：（一）以极度精简的方式处理历史情境，用几个对情节不可或缺的东西来布置一个抽象的舞台；（二）只保留一些历史情景，用来为小说人物创造一个具有揭示性的存在处境（《玩笑》之路德维克），并不关注“党所扮演的角色、制造恐怖的政治根源、社会机构的组织”等等历史描述本身；（三）史书写的是社会的历史，而不是人的历史，如1968年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大规模灭狗行动，于政治、历史重要性不高，却有“最高的人类学意涵”；（四）不仅历史情境该为小说人物创造一个新的存在处境，而且历史本身也应该当作存在处境来进行理解和分析，如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中被俄军逮捕的布拉格高官的表现便揭示了同特蕾莎相似的软弱——历史处境并非背景，并非展开着人类出境的舞台上的布景，它本身就是一个人类的处境，一个放大的存在处境。《笑忘录》中的布拉格之春也是作为基本的存在处境来描述的：人在行动，可是他的行动却逃离了他的掌控，并且永远无法重新得到控制。
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中，弗朗茨是欧洲左派伟大的进军所发出的最后一个感伤的回音；而特蕾莎，也脱离了“人类的道路，而人类，‘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’，在这条路上继续向前走”这些人物完成的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历史，在此之外，也完成了欧洲冒险历程超越个人的历史。笛卡尔：“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”——然而人并没有主宰大自然、主宰历史、甚至主宰自己（人灵魂的非理性）——“可是，如果上帝已经离开，如果人又不再是主人，那么究竟谁才是主人？地球在空无之中前进，没有任何主人。这就是了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。”
在过去，没有诗人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.可是，如果人失去对诗歌的需要，他会发现诗歌的消失吗？终结，并不是一次末日式的爆发，或许没有什么是比终结更平静的了。
小说不是要检验现实，而是要检验存在。存在也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，存在是人类的可能性发生的场地。小说家绘出“存在的地图”。同时，需要记住存在是“在世界中的存在”，这个可能性是同时关乎小说人物以及小说人物的世界的。如卡夫卡，他的世界是人类世界的一种极端的、未实现的可能性，确实从我们现实世界的背后隐约浮现。布洛赫的《梦游者》发现了一块属于存在的未知领土。存在的领土意思是：存在的可能性。至于这个可能性会不会转化为现实，这是次要的问题。
小说家不是历史学者，也不是先知：小说家是存在的探索者。